收入达标幸福感却不够 中产标准你够哪几条

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6-50万元，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标准(以家庭人口平均三口人计算)。”在中国，“中产阶级”第一次被如此清晰地数字化定义。(1月19日《华夏时报》) 按照这个标准，作者，以及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属于中产阶级，但他们处于中产阶级的边缘。单就收入而言，他们游走在标准的底线附近——成都男生月入三四千，深圳白领月入五六千(不清楚白领是灰的还是白的)，睡眼惺忪地黑白颠倒工作。但到了月底，总会有一堆意想不到的账单——这些70年代出生的人并不总是自由的，他们基本与大多数时尚的消费模式绝缘，因为房贷、车贷的压力和“下一代”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教育、生活甚至兴趣培养)让他们苦不堪言。 材料比较是单向比较。幸福的压抑恐怕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仆人感”取代了“主人感”，即相对于“中产阶级”的世界性定位，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社会和公共事务中仍然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与自己的期望和大众的期望相距甚远。 学者张万利提出了衡量中产阶级的七个操作指标：1 .一定的智力资本和职业声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的国民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资格。2.职业的工作和工作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3.就业能力：具有高学历，掌握并提供市场上稀缺的专业技能，从事市场回报高的职业。4.专业权力：对所辖工作对象有一定的调度权力，对上级有一定的说话建议和业务安排。5.收入和财富水平。6.消费和生活方式：能够支付适度的个人和家庭消费，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温饱的基础上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和精神需求。7.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影响。在我看来，七项指标中，最后一项“对社会和公共事务有一定影响”实际上是对前六项指标起导向作用的，是“中产阶级七项标准”的首要标准。如果把中产阶级模式比作一瓶让中国人着迷的白兰地，那么“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影响力”就是开盖者。只有打开这个封印，酒才能喷出来。 一个被夸大的“中产阶级”的妙处在于“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中产阶级基本认同当前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管理模式。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愿意维护它的秩序。但既得利益不应局限于物质层面，收入不是权益的全部。在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级扮演着承前启后的角色。他们会与少数富人和官方集团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时刻警惕富人和官方集团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结盟，防止手握权力和金钱的人操纵社会的发展方向。出于知识、良心和利益的综合考虑，他们会时不时站出来为弱势群体说话，因为很多中产阶级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从贫困乡村进入CBD的。他们的根还留在父母的血脉里。他们的童年环境和教育促使中产阶级对“社会责任、政治觉悟、文化建设、道德骨气、慈善公益”等名词有着特殊的敏感。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如果社会不能形成一个“帕累托渐进”(即让大多数人受益)的体系，稳定就无从谈起，社会价值观就会分裂。 因此，理想的“中产阶级”是“好制度”的坚定推动者和捍卫者。他们期望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拥有积极的话语权，他们期望“好的制度”能够建立一个流动的社会，依靠的是学习和努力，而不是世袭的权力。用同一个起点的努力和竞争代替“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的悬殊，开辟更多的上升通道；他们还期待“中产阶级”、富人、官员甚至弱势群体在制定重大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能有一张桌子说话，任何社会公共制度的形成都是多数人同意而不是少数人决定的.